修学好古，实事求是。

当“历史唯物主义”被反复高举，却只剩下安全、温和、无冲突的外壳时，它就不再是一种解释历史、推动变革的理论，而沦为一种为既定叙事服务的修辞工具。浙江宣传接连刊发的《警惕“1644史观”带乱了节奏》及其后续文本《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》，正是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。文章姿态端正、语汇熟练、立场正确，却在关键处系统性地抽空了历史唯物主义最核心的分析维度，使之从一种批判理论，退化为一种“去风险化”的话语包装。

这些文章反复强调反对情绪化叙事、反对简单归因，表面上是在为历史复杂性辩护，实质上却构建了一种高度可控的解释框架：一切问题最终都被安置在“农耕文明结构”“全球化冲击”“时代阶段转换”等宏大而抽象的概念之中。生产关系如何具体运作，权力如何被配置和行使，制度选择在多大程度上加剧或延缓了社会退行，这些本应属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核心的问题，被统一折叠进一个无需追问责任的“结构性结果”。历史被解释了，但不再允许被追责；原因被提及了，却始终指向一个没有主体的方向。

尤为典型的，是对“人民群众”这一概念的处理。文本不断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，文明进程根植于人民持续不断的生产实践，但却刻意模糊了一个根本区分：人民作为历史的承受者，与人民作为秩序的认可者，从来不是同一回事。人民无论在何种制度下都会生活、生产、忍耐，甚至反抗，这种“参与”本身，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对既定秩序的正当性背书。将人民被迫承受历史后果的事实，直接转换为“文明连续性”的证明，不是尊重人民主体性，而是在概念层面剥夺人民的否定权，使“人民”沦为一个只能被引用、不能被代表自身利益的修辞符号。

同样的问题，也体现在对“断裂”的回避上。文章坚持文明“不断裂”，却拒绝讨论制度是否倒退、社会是否退行、文化是否遭遇系统性压制。历史唯物主义从未承诺历史只会线性进步，更不意味着“只要还在延续，就算合理”。文明是否延续，与社会是否发展，本就是两个层次的问题。将“延续”偷换为“发展”，将“存在”包装为“必然”，本身就是一种非唯物的处理方式，因为它拒绝对具体历史条件作出判断。
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这种写作并非单纯的理论不严谨，而是一种具有现实功能的话语策略。当一切尖锐问题都可以被收编为“结构性必然”，当一切责任追问都可以被指认为“带节奏”，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再是揭示矛盾、暴露问题的工具，而成为限制讨论边界的语言装置。它允许宏观叙述，却排斥具体分析；允许赞美人民，却拒绝人民发问；允许谈规律，却回避规律所造成的真实代价。

《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》在结尾处将笔锋转向现实，对青年、对奋斗、对“穿透物质表象”提出道德化期许，这看似是在回到“实践”，实则再次完成了一次危险的转移：结构性问题被转译为个人修养问题，制度性压力被稀释为价值观选择。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里不再指向“改变世界”，而被改写为“正确地理解并适应世界”。这不是“彻底”，而是对彻底性的消解。

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，从来不是安全的，更不是温和的。它要求在具体历史条件中，分析具体的生产关系，辨认具体的统治结构，承认制度选择的历史成本，并允许人民作为历史主体提出否定、质疑与反抗。凡是以“彻底”为名，却在关键处回避这些问题的论述，无论措辞多么规范、立场多么稳妥，本质上都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滥用。

需要警惕的，从来不只是某一种“史观”。更需要警惕的，是当历史唯物主义被不断引用，却被抽空为安全、无冲突、无责任的语言时，它就已经失去了作为批判理论的生命力，只剩下一副看似正确、实则失效的外壳。